在工厂大笑起来的时候，工友都以为我疯了。
我抬手，颤抖着抹去眼角的泪。
没有人知道，我重生了。
重生在了1979年。
这年我18岁。
距离高考还有8个月，我还有机会上一次大学。
我的人生，还能重头来过。
我迫不及待丢掉手上的针线，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
工友抬头看我。
「小棋，厂管说了，上班时间不能上厕所，逮到了要扣工钱！」
我内心坚定，声音响亮，「我要辞职，不干了。」
周围人的视线这下齐刷刷落在我身上。
「小姑娘，你不供男朋友复读啦？现在工作可不好找的呀。」
我笑了笑：「我打算参加高考，他的学费和生活费他自己想办法。」
话落我摘下工牌，脱掉粗糙的工作服，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。
我和周书文都是孤儿，在国家的资助下读了同一所小学。
他比我幸运，被一位孤巢老人领养。
情窦初开那年，我们约定要一起考北京大学。
可成绩十分优秀的他高考却落榜，决定复读时养父又患上了严重的老年痴呆。
得知情况的我放弃已经到手的北大录取通知书，心甘情愿留在四川供他读书。
那时周书文红着眼抱住我。
他说，他会努力考上大学，然后再努力赚钱，让我再参加一次高考。
我钻在他怀里，对他的话深信不疑。
1980年的夏天，他终于考上北京大学，可学业繁忙，垂老的养父无人照料，他希望我能陪他安享晚年。
他说，他只有我了，等养父仙去，他就陪我再参加一次高考。
于是我又等到1984年。
这年老人去世，周书文也顺利毕业。
我搬去了北京，满心欢喜准备高考，可又意外怀孕。
周书文希望我能先生孩子。
他说女人总要生孩子，孩子生了再高考也不算迟。
我被孕期反应折磨得痛苦不堪，只能妥协。
1986年，我给周书文生下一个儿子。
这次我没再提高考的事，因为儿子压根儿离不开我。
饿了要我，哭了要我，生病了还要我。
25岁的我来到了心心念念的北京，可却被儿子困到30岁。
等他生活能自理的时候，我又要接送他上下学。
我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妥协，直到儿子结婚，给我生了孙子，我都没有真正解放。
我的半辈子，无非是周书文说、儿子说。
没人听我说。
就在我安慰自己接受现状时，我却无意中看见了周书文的日记。
